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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上的植櫻及造林


作者:黃奕瑄

由於櫻花在日本文化中有特殊的意涵,因此,日本統治臺灣以後,來臺的日本人即開始留意臺灣的櫻花,報紙很早便有相關報導。日治初期,曾有記者聽聞消息而自草山循小徑前往竹子湖,他形容北邊山頭櫻花盛開與相思樹相接、覆蓋溪流,連綿數百公尺,宛如一朵錦雲。[1] 1901年,草山上的竹子湖設置派出所,當地的警察、官吏也很快注意到當地的櫻花。[2] 

草山上的本土櫻花,花期約從一月中開始,至三月中結束。每到二月底、三月初,報紙經常報導草山附近花季來臨之景,各公私團體發起觀櫻會,集體上草山賞櫻。1910年代草山各項開發興起後,前往北投、草山泡溫泉,並觀賞草山的桃花與竹子湖的櫻花,逐漸成為當時在臺日人、文人雅士春日裡的推薦行程,並逐漸擴及一般大眾。[3]官方的農試單位也開始研究臺灣的櫻花,一位官員的報告指出,臺灣共有十種櫻屬植物,其中一種緋櫻,花朵呈紅色鐘狀,分布於海拔較低之處,在臺灣較為常見,位於草山附近的竹子湖即為重要分布區域之一,當地人稱之為山櫻桃、櫻桃花。[4] 

草山的櫻花,除原生種外,也有不少由人工栽植而成。首先是私人在此區域栽種櫻花的紀錄。由於草山距離臺北市區不遠,景緻優美又有溫泉,因而逐漸發展為觀光區,並開始出現許多私人別墅。1915年,知名印刻店以文堂的主人松田德三,將來自日本奈良中部吉野山的櫻花栽種於其草山別墅(位於今臺北市格致路255號)、郵局、巴旅館附近。[5]實業家山本義信於1927年開始在草山興建別墅、庭園,稱為羽衣園,陸續在庭園中種植松樹、櫻花、杜鵑,直到1933年,園中日本與臺灣種櫻花總共超過六百株。羽衣園賞櫻成為草山新景點之一。[6] 

另一方面,亦有官方在此區域植櫻的記載。根據《臺灣名勝舊蹟誌》的敘述,據說1902年時臺北廳曾嘗試在竹子湖移植五十株日本品種的櫻花,1911年再於附近移植另外約一千株。[7]1933年,臺北州協議會提出大屯山造林計畫,作為皇太子行啟與成婚紀念,也兼有涵養水源、觀光遊憩、國土保育等功能。其植栽範圍廣及草山、竹子湖、水梘頭(約今日淡水區水源里),以及紗帽山、七星山東北面、大屯山南面,共約一千二百甲;樹種以相思樹、臺灣赤松、琉球松、黑松等為主,也包含其他觀賞林木。[8]其中各品種櫻花共計超過四萬株,由草山當地、蘇澳、霧社採集種子培育而成,也有櫻苗來自八通關或新竹,栽種在草山、竹子湖、十八份、面天坪、竹子山等區域。[9] 

1940年,適逢日本皇紀2600年,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成立櫻委員會,計畫在大屯山造林地之內大量種植櫻花作為紀念。委員會成員包含曾在草山移植櫻花的山本義信、松田德三,以及同樣在草山擁有別墅的木村泰治。木村泰治是此次植櫻計畫的提案者,他所主導的臺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長期在草山經營土地、建物買賣。可能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大力呼籲積極開發、建設草山地區,並為此次紀念植櫻計畫大力奔走,不僅寫信給擔任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理事的大橋準一郎,督促他在臺發起植櫻計畫,木村自己也在返回日本期間積極探查適合栽種品種與地點。[10]經過會議討論,最終選定栽植樹種包含產自鹿兒島的染井吉野櫻、臺北州自行培育的緋寒櫻共一萬株,分布於紗帽山、大屯山步道周圍、面天坪沿路,以及草山至竹子湖沿途。 經費共一萬圓,約六千元由預算支應,其餘部分向會員募款。[12]根據當時的捐獻名單,捐款者包含當時在草山設有招待所的公司: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與高砂麥酒株式會社。

因為草山的自然環境具有溫泉、野生櫻花、涼爽氣候,與日本相似,又經政府刻意營造,而在日治時期成為在臺日本人撫慰鄉愁之地,也逐漸藉由學校或各機關的賞櫻健行活動,成為官方向臺灣人宣傳日式文化的樣板,以及訓練國民精神的場域,而逐漸影響臺灣人的遊憩生活。[13]櫻花在江戶時代之後成為被營造成為日本特有的象徵,並進一步連結同為日本獨有的武士精神,在戰時被引喻為犧牲的忠魂,1940年在大屯國立公園栽植櫻櫻花的行動即被當時執行團隊成員視為幫助國民精神昂揚、培養皇國精神的途徑之一。[14]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著紀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位置圖



[1]〈臺灣の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3月13日,版次4。
[2]杉山境憲,《臺灣名勝舊蹟誌》(東京:凸版印刷株式會社,1916),頁536-537。
[3]〈竹仔湖の花〉,《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2月25日,版次7;〈桃花綻ぶ 昨今已に半開 櫻花亦笑めり〉,《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2月21日,版次5。
[4]島田彌市,〈緋櫻〈臺灣櫻〉に就て〉,《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7卷第30期,1917,頁55-57。
[5]大橋準一郎,〈大屯國立公園と櫻植栽〉,《臺灣の山林》第191期,1942.3,頁22。
[6]〈湯の里草山に櫻の新名所 滿開の羽衣園の緋櫻〉,《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2月27日,版7;〈櫻や桃や 咲き初む 草山の羽衣園〉,《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1日,版7。
[7] 杉山境憲,《臺灣名勝舊蹟誌》(東京:凸版印刷株式會社,1916),頁536-537。
[8]藤原仁一,〈大屯山造林私見〉,《臺灣山林會報》第15期,1925.9,頁6-18。
[9]大橋準一郎,〈大屯國立公園と櫻植栽〉,《臺灣の山林》第191期,1942.3,頁22-24。
[10]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3),頁2-5。
[11]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3),頁32-33。
[12]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3),頁31。
[13]蔡惠頻,〈從「草山」到陽明山:一個地景文化意涵的演變歷程〉,《白沙歷史地裏學報》第8期,2009.10,頁127-152。
[14]顏杏如,〈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植櫻與櫻花意象:”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台灣史研究》第14卷第3期,2007.9,頁9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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